带着这个假设，尹露涵开始了她的追寻之旅。她调阅1960至1980年间南美洲所有地区可考的新生儿出生资料。“正常双胞胎之发生率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dido godoi小镇中，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0%；那么我假设，可能会有某些地区的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至10%之间。而这些地区很可能就是mengele‘实验半成功’的实验室。”尹表示，“当然，也有可能出生率之上升在某些地区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若是如此，那么我可以选择忽略，也可以选择修正统计方法，甚或实地进行考察……” 以此一概念进行初步筛选，尹露涵标定全南美洲12处地区作为“mengele实验室嫌疑地区”。接下来，尹率领研究团队进驻该12处嫌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于当地政府帮助下，我们从户口记录清查该地于该时期双胞胎的家族谱系，并寻访双胞胎的后裔，建立这些后裔的dna记录。”由于事隔两百多年，查访任务颇为困难；历经10年苦工，终于完成一份多达约11万人的dna蓝图记录。 接下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改良版”便上场了。“崔直绪教授这项发明确实堪称划时代创举，然而却未能全然适用于我们的解谜任务。”尹露涵表示，首先，她的团队透过复杂比对程序，抽丝剥茧，由双胞胎后裔11万余份之dna蓝图逆推出约千余位的双胞胎先祖之dna蓝图，“这可能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左右那群最早的双胞胎，也可能正是mengele的直接实验品。”尹向记者说明实验难度，“……崔直绪教授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dna突变。然而他需要专心对付的最大变量，也正是‘突变’与‘生物迁徙’而已。我们的困难在于，即使是在成功还原了第一代双胞胎的dna蓝图之后，我们仍旧必须同时面对几项重大挑战。”根据尹的说法，于mengele时代，当然很难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术；因此推测起来，制造双胞胎的方法，无非是借由药物诱使子宫内之受精卵分裂为二，“……然而这样的药物技术是否可能在某一层次上影响了胎儿的外显征状……或甚至，这样的外显征状在基因层次上其实会留下标记，只是我们未曾准确定位出这些标记而已。”尹露涵表示，举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指纹、掌纹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胎儿在子宫内位置相异，导致不同胎儿的成长环境、相邻区域的羊水间有极细微的化学成分差异；而这些极细微的差异居然就导致了指纹、掌纹的不同。类似蝴蝶效应……然而我们怀疑，指纹与掌纹的不同其实在基因表现层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们尚未精确定位出这样的dna差异究竟表现在何处。我们相信mengele的药物其实也是这样……” 经过长达9年马拉松式的研究，在学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议地，尹露涵团队终究成功精确定位出该药物在基因层次上造成的影响。尹并将该段导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态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mengele’s genotype）。经查，于千余位第一代双胞胎中，共计481位带有此“mengele基因型”。“他们就是mengele所制造出来的。”尹表示，“百分之百确定。”而后，尹露涵在崔直绪的基础上，再对“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做进一步改良，以求适用于此次研究。7年后，尹露涵团队正式宣布解开“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之谜。“我们追踪mengele基因型的地理分布、配合实地田野调查与访谈，”尹表示，“再结合生物科学与历史方法，终于揭开了mengele南美实验的谜底。”记者会上，研究团队公布了标定的七处地区为“mengele南美实验室”。尹露涵表示，自1950年代至1979年猝逝为止，mengele总共曾在这七个区域进行双胞胎实验，而巴西边境小镇candido godoi则是其中第六个区域。这七个“实验室”遍布南美，其中第一、二个位于阿根廷，第三个位于智利，第四个在玻利维亚，第五个在哥伦比亚，第七个则位于巴拉圭。“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推测出三十年间mengele在南美洲躲藏的行踪。”尹说，“在前面五个‘实验室’中，双胞胎的平均出生率约在6%左右。同时这些区域也全属穷乡僻壤。我想这也是为何这五个区域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的原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七个区域中，双胞胎的出生率由第六个区域的将近20%大幅下降至11%。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第七个区域中mengele制造的ｍ.ｚＧXＸh.Oｒ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