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暂不考虑，正感到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经王明的提示立刻找到了依据，于是从另一方面又活跃起来。 会议再次陷入激烈争执当中。 毛泽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这几个人虽然是出于各种打算无意当中附和了王明，甚至有继续担心毛泽东安全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这种在关键时刻掌握不住根本立场的人，毛泽东还是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只见毛泽东使劲的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将将吸进腹中的烟气一吐而尽道：“苏联的那些我们学不起，也没有那个环境来学。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前，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但我们的革命主要依赖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正是根据我们和苏联在革命的基础力量和对象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谢昌云所推行的做法既有分歧、但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借鉴的呢？要是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我们和南华公司搞的那些联营体岂不是要解散？或者是干脆把它夺过来算了，让我们共产党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官僚资本主义的敌人，还要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我看到了那一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捆住了，蒋介石也不用和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了。至于我们这次和蒋介石谈什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与谈不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些同志不主张谈，这是变相的逃跑主义，因为你们害怕与国民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因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反攻立场。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答应蒋介石，等于是避免了政治上的被动；在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公开申明我们最基本的纲领，则是取得进一步主动权的必要手段。至于蒋介石会不会让步、会让多大的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西安事变时，我们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把它改为了联蒋抗日，因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对这一点全党是有一致共识的。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斗争手段。” 毛泽东尖刻的评击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立刻平息了会场的争论，并主导了会议的方向。 方鸿进和何欣怡到达延安之后很快就与毛泽东见了面，分别向毛泽东转交了陈济棠和谢昌云给毛泽东的信、并征询了毛泽东对前往广东参观行程方面的主要意见。 接着，方鸿进和何欣怡又与中共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具体安排开始了磋商。半个下午的会谈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是晚饭之前，原定晚上继续进行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了。 得知了情况变化的原因之后，方鸿进与何欣怡只好耐心的等待着中共做出新的决定。 到延安后一直没有闲下来的何欣怡，也正好借此机会与公公婆婆和贺子珍谈起了家常。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谢茂学就问道：“欣怡，如果毛主席去不成广东，你和昌云的意见是我们继续留在延安呢？还是和你们一起回去？” 何欣怡道：“爸，我来之前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一切都是按毛主席能够成行来计划的，考虑到时候飞机可能坐不下，准备先把您和妈接回去。可现在出现了意外，昌云也没说怎么办，但是我自己考虑如果毛主席暂时不能去广东，爸妈还是留在延安住一段时间比较好，免得造成一些其它的不利影响。” 谢茂学赞许道：“欣怡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打算的。蒋介石从中作梗，我们决不可被他牵着走。要是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再辛苦一趟把岭儿接来，我们在延安就多住上一些时日。正好还可以让昌敏也来延安看看。” 贺子珍道：“是呀！我有五年多没有M.ＺｇXｘ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