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挨饿挨打的，那才叫惨。” 听到这里，下面就有人骂声不绝。在冬子听来，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一般的境况，这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而他看了看孙总的表情，好像并无多大波澜。 “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警察继续说到：“最坏的情况，我们当警察的，也接触过。有人被卖了，养到十六七岁，没上户口，赶他到黑煤窑打黑工，最后出事故死了，也不知道是事故还是被人害了，反正，养父母过去找矿上要赔偿，矿上怕事闹大，也被迫给了。这就属于杀人了，恶性刑事案件，山西前几年就有，咱们陕北也发生过。” 这就完全颠覆冬子的三观了，他不敢相信，这些事情，也曾经发生在中国。 “其实，要说人啊，一死百了，就怕活受罪。”胡警官说到这里时，对面老汉说话了。“对啊，二蛋的父母，就是活受罪，他爹在外面打工，几十岁的人了干年轻人的体力活，为啥？不就为了找儿子嘛。他娘，一天哭一回，没断过，我们本村的，哪个不伤心呢？大翠，守着个糖葫芦摊子，要不是刘强撑着，怕是要疯了。” “这是一方面，我说的是娃娃本人。有的人贩子，专门捡那些有先天疾病，父母遗弃的孩子，到手后，卖给乞讨团伙，把人家的手弄断、腿弄断，在街上乞讨，每天不讨到多少钱，回来就挨打，那才叫惨！”说到这里，见惯了社会阴暗面的警察，都摆了摆手，低下了头，说不下去了。 而冬子看到，听众们的眼神中，包括孙总，都有一丝悲愤的神色。 村支书站在门口，突然声音大了起来，冬子听不清楚他此时快速的当地口音，但知道意思，大意是，请来帮忙的妇女们小子们，赶快清理桌面，摆上餐具，准备上菜了。 如果你要真了解传统文化，仅在西安看文物是不行的，你得到农村，参加他们的宴席。 孔子说，当礼崩乐坏时，要寻找传统的礼，可以求诸于野。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而山区农村，受现代化影响比较小的地方，往往保留着最原始的礼节。而所谓原始，其实是经典，它已经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 当妇女后生们清理桌面摆放餐具时，冬子要站起来让位，被孙总示意坐下。原来，这些座位上的人，都没有起身的意思。这是一种派头，也是一种待遇。这个四方桌，已经坐了六个人，一方两位，除了胡警官与冬子孙总，还有三位老汉，是当地年岁与辈份最长的人。最靠里的那一方，两个人的空位，估计有一个是村支书的。 此时，村支书从屋内挽出一个人来，这是个中年人，穿着正规的中式服装，看样子，也是新的。当他被支书拉到坐位时，冬子看到，三位老汉都站起来，给他作揖，而胡警官虽然没作揖，但也与孙总一样站了起来，而冬子也立即起身，估计是大人物来了。 等坐下才听支书对孙总介绍到：“远方贵客莫见笑，本来你们要坐最上席，但我们农村就这规矩，二蛋的舅舅，娘亲舅大，今天，他必须坐这位置。” 等二蛋的舅舅坐下来，村支书象征性地坐下后，又起身，忙他的组织工作去了。 随着村支书一阵上菜的招呼过后，热气腾腾的各类食品就端上来了。冬子看见，他们端菜的方式，与酒店有很大区别。他们是一个师傅端一种菜，比如红烧鲤鱼，一位师傅，将八盘鲤鱼放在一个朱红色的方形木盘上，一支手托起与头顶平齐，迅速穿梭于各个桌子之间，将这道菜一一布在桌子上。 “这要技术啊。”冬子感叹到。 孙总就在他身边，低声说到：“在我们农村，这叫打掌盘的，是筵席上重要的角色，确实是需要技术，都是师傅级别的人。” 在酒店，送菜的，是最低端的工作。尤其是那种，从厨房到包房门口的人，属于工资最低的小工，广东人俗称，打荷。他们跟客人不见面，把菜从门口端上桌的，是漂亮的服务小姐，等级比打荷还要一个档次。 而在农村，这种打荷的，居然是师傅级的人，这是冬子没有想到的。当然，这方面的讲究，冬子也不是一无所知。比如，把木盘漆成朱红色，代表喜庆与庄重，在古代，这是喜事或者祭祀才用的颜色。而把菜盘端得像头顶一样高，除了可以避开大家说话时的口水污染，也代表着一种尊重。Ｍ.Zｇxｘｈ.Or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