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 “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与匈奴的战争，与草原荒漠化有关。气候决定粮食，粮食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实力。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决定着王朝的命运。” 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 后来干旱进一步东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养活不了人口，就往河东来抢了。从秦修长城到汉武帝打击匈奴，都是因为北方干旱造成的。而干旱继续向东向南压，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有秦国的郑国渠事件，水利，只不过是人类抵抗干旱的暂时办法，北方政权因为粮食不足，渐渐向南方移动。比如唐代，虽然都城在长安，但也设立了东都，在洛阳，权力中心开始向南向东偏移。 比如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权力中心就比较强大了，孙权建吴，强盛一时，就是证明，因为粮食产量高。 到了唐末后期，五代十国，北方杀得不像样子，其实就是抢粮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雨才是关键词，意味着粮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吗？并不。因为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了命。小麦是外来物种，不是中国原产的。当它引进，并在唐代以后大规模种植，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们的面食之都。 小麦可以在旱地种植，并且产量与水稻差不多，这就保证了南北方在粮食产量的平衡竞争格局，所以，南北之间的权力争斗，才可以势均力敌。 胡焕庸线，其实就是中国气候与雨水分布的分界线，也是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分界线。 当粮食单产无法扩大时，那要保证有限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平衡，只有在土地面积上想办法了。 所以，所有农民造反，都是因为土地的事。鼓动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饥饿，吸引他们奋力冲锋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过去的秦朝统一六国时的虎狼之师，为什么会如此凶悍？只不过只为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当一个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后，农民得到了维系生存的粮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这是有极限的。比如当时粮食产量，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亩产都在大约二三百斤的样子。在周朝井田制时，有这样一个税收法则，一块地分为九份，八份为种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为国家的税收。 为什么会这么分呢？因为如果按井田制当时的规模来看，每一份为一亩，每年产量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养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养活4至6人，这正是当时一个小家庭的人口数量。所以，抽税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饿死。 每个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约能够保证一个家庭有10到15亩土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战乱与饥荒、社会动荡与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面积，分配下来，还能够养活人民，支撑朝廷。 但在和平时期，我国医学又比较发达，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现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长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转，以及财富聚焦的马太效应，土地被越来越少的豪强占领越来越多的面积，失去或者减少土地的农民就开始无法生存了，怎么办？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当时，要是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些流民可以转入工商业，为工业社会的主力军。但是，并没有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还得要在土地上找粮食吃。没有ｍ.ｚGｘＸh.ｏＲ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