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改动，其实质都是照搬苏绰《六条诏书》。 至于兴文教则是将敦教化拆分，高澄不需要地方官员为自己擢贤良，开设科举制就是要将选官权力由地方收回中央。 最后一条均赋役更是一字未改，赋税徭役无论豪族还是平民，都要一视同仁。 总不能只兴你宇文泰抄我，不许我高子惠效仿吧。 高澄也不管远在长安的宇文泰会是什么想法，立即照猫画虎，将《施政纲要》作为东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 当东西两魏都为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争相改革的时候，江南依旧歌舞升平，安于享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南梁的情况传至洛阳，高澄完全将萧衍当作冢中枯骨对待。 苏绰《六条诏书》之所以被高澄、宇文泰重视，就在于它清晰明了的告诉了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应该做些什么事。 只有知道该做什么，才会着手去做。 可别小看这一点，这世上有的是当了一辈子官，依旧浑浑噩噩的人。 宇文泰推出《六条诏书》，高澄立马跟上《施政纲要》，大家对这一政令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唯独你南梁装瞎，什么都不干。 高澄对南梁的轻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君主失去进取心也就罢了，关键这人还贼能活，高欢都能被他熬死，要不是有侯景闹上一出，阳寿指不定奔着一百走。 《施政纲要》颁行并不能立即起到作用，高澄也只是作出规定：不能熟背《施政纲要》，理解其内核，就不能为官。 随后，又再度投身经济改革的浪潮中。 太昌六年（537年）五月十一，高澄巡视高隆之在城外所设立的铸币厂。 高隆之向高澄献上一筐新制钱币，高澄随机取一百枚称量，百钱重达一斤四两二十铢。 高澄对此大为满意，称赞新币重如其文，对高隆之也赞赏有加。 高隆之趁机进言道： “大将军有大功于国，下官以为，不如将此币称为大将军五铢钱。” 高澄闻言，颇感为难道： “这，这不妥吧，澄还寻思因其制于太昌年间，以太昌为名。” 高隆之不容高澄拒绝，苦劝道： “天子有何功于国朝！若无大将军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哪有他安坐社稷的道理！” 高澄勃然大怒： “澄何罪于高侍中，竟与我说此不忠之言！” “大将军，此下官肺腑之言，纵使获罪，也无愧于己心。” 高澄一声长叹，无奈道： “罢了，此币既由你所铸，就按高侍中的意思来办吧。”Ｍ.ZgｘXH.ｏrG